通向自由,或是奴役之路 (期末论文,勿摘抄或转载) -奴役之路
“在任何时代里，只看这一项独立自由运用到怎样程度，就相应地可以知道这个时代怎样值得为后代所注视。就是专制制度也不算产生了它的最坏效果，只要人的个性在它下面还存在一天；反之，凡是压毁人的个性的都是专制，不论管它叫什么名字，也不论它自称是执行上帝的意志还是自称是执行人们的命令。”
----[英]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StuartMill，1806-1873）
前前后后把《论自由》（OnLiberty）读了三遍，虽仍有许多深涩奥妙之处未能尽解，然则所能读懂的皮毛却已使我振聋发聩。书中多有提及中国之处，分析得十分精彩。笔者甚至怀疑译者是不是把中国当代的问题也写在书中，而并非JohnStuartMill（以下简称Mill）在一百五十年前所写。
如本文中的首段，便是引用自《论自由》的第三章。读罢使人不禁想起前新华社记者杨继绳老先生记录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的巨著《墓碑》前言的一段话来：
“极权制度是当今人类社会最为落后、最为野蛮、最没有人性的制度。在三年大饥荒期间，几千万人无辜地死去，就为这个制度敲响了丧钟。……在极权制度彻底死亡之前，我提前为它立了个墓碑，让后人知道：人类社会在历史的某一阶段、在某些国度，曾经有一种以“解放全人类”的名义建立的、实际是奴役人类的制度。这个制度宣扬并实践的“天堂之路”，实际是死亡之路。”
正如Mill与杨继绳所言，但凡是奴役人类，压制个性的制度，不论它“自称使执行上帝的意志还是自称是执行人们的命令”，不论它是“以‘解放全人类’的名义建立的”，还是宣扬并实践“天堂之路”，实际上都是专制，都是死亡之路，奴役之路。
诚然两段文字实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杨继绳老先生却是因为亲身经历过中国六十年代初造成几千万国民无辜惨死（包括杨老先生的父亲）的大饥荒，方道出这么一段血肉交织的顿悟。而Mill则早在1859年已出版《论自由》，时至今日，或许仍然是对表达自由作过最有力及最完美辩护的著作，无怪卡尔科恩在《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民主》中称赞其为“英语文献中为个人自由所作的最动人心弦、最强有力的辩护”。尽管如此，自由二字在现代中国仍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敏感字眼，自由主义在近现代中国遭遇了所有舶来品都未曾遭遇过的巨大挫折，自由主义先驱胡适到头来空得一场落日余晖的悲剧命运也许亦是自由主义在中国命运的缩影。笔者看过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及2005年初再版的两个中文译本的《论自由》，悲哀地发现，半个多世纪过去，写在书籍前段的前言仍然是充满左派色彩的“资本主义阴谋论”“西方文化腐蚀侵略论”。悲哀之余，亦不禁痛心思考国人在走过奴役之路后，能否真正学会自由地表达及思想，不再让自由主义在中国重复其宿命式的悲剧命运。
如今的人类文明，科学技术发展之迅猛，已至不甘心操控地球，各强国均染指太空的地步，但对于属于人类个人的个体权利和自由原则的理解与宽容，却似乎踱步不前，在中国还曾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过大退步的状态，例如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等。在1957年开始的反右运动中，林昭、储安平、聂绀弩等一大批既有难得才情，亦有满腔热忱的文人学士无一幸免地遭受了残酷的迫害。在读到《论自由》中的一段话时，笔者不禁想起了最令人无法释怀的“受难的普罗米修斯”——北大才女林昭，现摘录如下：
“有天才的人，在字义的命定下就是比任何人有较多个性的，惟其如此，也就比任何他人都更不能适应社会为了省去其成员形成个人性格之麻烦而准备下的那些少数模子而不感到有伤害的约束。假如他们因怯懦而同意被强纳入那些模子之一，听任其在压力下不能扩展的一切个人部分不扩展，那么社会也不会因有他们的天才而变好多少了。”
“我已日益地看穿了那伪善画皮底下狰狞的罗刹鬼脸，则我断然不能容许自己堕落为甘为暴政奴才的地步。”这是林昭在狱中写下的话，一字一句读下来，都是血和泪写就。而这段话的确是林昭用自己身上流出来的血写成的。因言获罪，再因与几位志同道合者合办报纸而被囚上海提篮桥监狱的林昭，被剥夺了使用纸笔的权利，倔强的她居然多次把自己的身体割破，写成了共二十万字的血书。在被囚之前，还是一名中文系新闻专业学生的林昭在北大未名湖前还曾经说过“这或者是一个悲壮的祭坛！这或者是一个悲壮的牺牲！或者会流血！但愿不流血。”的话，谁能料到，在1957年5月22日的这个黑夜之后，她义无反顾地背上了中国知识分子身上永恒的灰色十字架，走向了一条绝望得只能以血书向强权明志的穷途，最后被毁尸灭迹。更荒谬的是，在林昭死后，她的家人还被当时的政府追讨五分钱的子弹费。
Mill假设政府的暴政会恐吓天才，使得“假如他们因怯懦而同意被强纳入那些模子之一，听任其在压力下不能扩展的一切个人部分不扩展”，但他或许无法料到，在《论自由》出版近一百年之后的中国，无论当时天才是否因怯懦而同意，都会被强纳入模子，并遭受彻底的思想改造，无论是林昭这样虔诚的基督徒，还是储安平那样留学英国的自由主义者，都必须面临着两个选择——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好徒弟，或者从肉体到思想被强行消灭，不留下一点痕迹（林昭的墓中只有一缕头发，储安平至今尸骨无存）。
要说反右运动伤害的还是“一小撮”比其他人有较多个性，不接受约束的天才，那么接踵而来的文化大革命便是《论自由》中的精髓理论之一——“社会暴虐”了。关于“多数的暴虐”（即社会暴虐），Mill如是说：
“假定全体人类减一执有一种意见，而仅仅一人执有相反的意见，这时，人类要使那一人沉默并不比那一人（假如他有权力的话）要使人类沉默较可算为正当。……这种社会暴虐比许多种类的政治压迫还可怕，因为它虽不常以极端性的刑罚为后盾，却使人们有更少的逃避方法，这是由于它渗入生活细节更深得多，由于他奴役到灵魂本身。”
极权主义者总是希望他所统治的人民失去自己的大脑，自愿或不自愿亦必须奉献出个人的灵魂。在极权主义的统治下，加上社会的暴虐，意识形态的重压和危及生命的威胁使得著名的爱国音乐家马思聪不得不在深圳河畔诀别祖国投奔英国殖民地香港，使得刘少奇在红卫兵的拳打脚踢下颤颤巍巍地举起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自卫，使得负笈美国的钱学森亦不得不写下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农田亩产超过万斤的“科学论文”……早晚向着毛主席画像请示，吃饭前必须说句“毛主席万寿无疆，林副主席永远健康”，麻木地批判自己的父母、子女、伴侣、老师、朋友，随时警惕着身边种种的“反革命势力”，种种荒诞而真实的惨剧，皆是因为“奴役到灵魂本身”的社会暴虐。
文化大革命终止于1976年，但它的幽灵又是否真的已经远离我们而去呢？即便在今天的中国，放眼望去，又有多少个拥有独立思想的学者呢？“须知作为一个思想家，其第一个义务就是随其智力所之而不论它会导致什么样的结论，谁不认识到这一点谁就不能成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在今天，我们仍然身处在不断测试着国人的政治倾向是否正确的社会中，在主题先行的雷区之中，试问如何能够产生伟大不朽的思想？让我们再来看Mill的相关论述：
“凡性格力量丰足的时间和地方，怪僻性也就丰足；一个社会中怪僻性的数量一般总是和那个社会中所含的天才异禀、道德力量和道德勇气的数量成正比的。今天敢于独行怪僻的人如此之少，这正是这个时代主要危险的标志。”
身处在当今中国“枪打出头鸟”的和谐社会之中读这段话，心下不由得产生诸多感慨。在Mill看来，政府为了所谓的“大多数人的利益和幸福”而剥夺人民的知情权和表达自由，不过是一个“高贵的谎言”，不过是为了使人民成为它手中便于操控的工具而做出的许多并不那么令人信服的修辞的其中之一而已。而事实上，这种修辞却成就了这么一个悖论：政府为了获得公信力去瞒骗人民，人民受到瞒骗而暂时地相信政府。但一旦人民获知真相，政府的公信力随之被摧毁。2003年初，SARS肆虐，政府起初无视国人的恐惧采用一贯的宣传手法稳定民心，待到事态严重时方被迫尴尬承认，引起国际的反感与抵制，不就已经是对“高贵的谎言”一记最响亮的耳光了吗？实际上，政府只强调国民对国家的忠诚信仰和绝对服从，妄图由此获得社会的稳定，而不着重培养国民独立思考和自由表达的能力，只能造就出一种超稳定的恶性循环。在政治高压的统治、道德警察的监督、思想有罪的威胁下，国民从未获得过平等政治对话的机会，从未培养过理性思考的能力，就无从获得宽容和开明的独立人格，一旦社会矛盾达到了一触即发的危险线，自然会迁怒于政府，并采取非理性非程序暴力报复社会，造成无辜者的受害（例如杨佳杀警、瓮安暴动、乌鲁木齐“七、五”事件等）。而此时政府就会采取严厉的措施惩罚肇事者，事后再使用较之前更残酷的政治手腕地剥夺公民的思想自由，于是，新一轮的不满与压抑又在悄悄地酝酿，等待着下一个社会或者自然危机的爆发。诚然，国家的繁荣与稳定必须依靠国人对政府的信赖，但是这种信赖是否理应就建立在互相不满、互相隐瞒的基础上呢？假如政府只相信自己独裁的能力，一味使用宣传机器进行愚民，而不尊重公民的言论自由和理性思考能力，这种所谓的“稳定”又有多稳定可言呢？
让我们记住爱尔维斯的一句话吧：“限制新闻就是凌辱民族。”没有言论自由，又何来新闻自由呢?
当然，《论自由》的价值还不止如此。Mill认为，“任何人的行为，只有涉及到他人的那部分才须对社会负责。在仅只涉及本人的那部分，他的独立性在权利上则是绝对的。”这句话是Mill对个人与社会权力界限下的定义，亦正是贯穿全书的精髓之一。上个世纪二十年代，胡适在中国掀起人权运动时也曾进一步鼓励国人争取个人独立权利的权限，“为个人争自由就是为国家争自由”，只有每个个体在每种意义上自由了，中国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可惜的是，这场人权运动不仅无疾而终，1958年后，中国大陆更发起了大规模清算胡适思想的运动。胡适在台湾响应说，“我觉得世界上二、三百年来有一种公开的趋向，朝科学民主这个方向上走，朝新的科学方法走，那时候我朋友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字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我表示过这样的话，把这个抽象名词人格化，把它看作人，最容易错误的，容易人格化，也就容易偶像化，偶像化了，便会盲目崇拜……当时我朋友陈独秀只认得两个名词，不知道科学是一种方法，民主是一种生活习惯，是一种生活方式。”这一段说在半个世纪之前的话，到现在仍然无法光明正大载于史册。对于中国自由主义先驱胡适先生而言，连同他带到中国来的自由、民主、人权等理念，一直蒙受着国人莫大的忽视和误解，然而到今天看来，自由主义对于现代中国而言是其他任何主义思想都无法取代的。
正如胡适先生所言，民主是一种生活习惯，是一种生活方式，而自由和民主从来是一对相伴相随的孪生兄弟。国人所呼唤的自由，并不是在英雄主义般的振臂一呼中便能得到的。在浑浊的社会中保有自己的良心，是我们捍卫个体自由的唯一武器。坚持独立思考，质疑权威，是我们抵制专制和愚民政策的唯一方式。只要这个世界上还有某些国家，某些地区的人类存在着不自由的状态，只要自由还在被各种以“一贯光荣伟大正确”自命的权威所压制，只要各种“得势的舆论”和“习俗的势力”还在捏紧个性的喉咙，《论自由》就不仅仅是一部为了1859年的英国而写的文献，它将被历史上所有的普罗米修斯带到每个人的手中，照亮政治的黑暗。愿地火运行不熄，愿《论自由》永被人类传诵。
